林徽因致沈从文信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左起：萧乾、曹禺、沈从文、靳以 资料图片
中国现代文学馆珍藏着一封林徽因写给沈从文的书信。书信由巴金先生捐赠，信纸早已泛黄，墨迹却依旧清晰。信的末尾只署了“徽音拜上”，没有年月日。
林徽因本名“林徽音”，1934年为避免与上海一位男性作家“林微音”名字相混，才改用“林徽因”行世。多年来，这封信的确切写作时间，一直没有定论。
这封信不长，却藏着足够多的线索。信的开头劈面就是一句：“初二回来便忙乱成一堆，莫名其所以然。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讴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接着，林徽因话锋一转，提到一位年轻作者：“萧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末了又捎上一句家常：“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
信中的“萧先生”，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和翻译家的萧乾。那年萧乾刚满23岁，还是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学生。他的短篇小说《蚕》刚刚发表在沈从文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
然而对这封信的确切日期，历来有多种说法。2024年出版的《沈从文年谱长编》记：“11月下旬，林徽因致信沈从文，邀请萧乾到家里一晤。”梁从诫编《林徽因集》将其编入“1933年11月中旬致沈从文”。萧乾晚年在《吾师沈从文》中称：“那是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中国现代文学馆沐定胜在《从“太太的客厅”走进〈梦之谷〉》一文中，认为萧乾在11月4日下午进入“太太的客厅”。
一封信，多个日期，前后相差约20天。究竟哪个才是真相？
一
解开这封信的日期之谜，第一把钥匙就在“初二”二字上。
1933年的农历十月初一，是公历11月18日。北方旧俗，此日为“寒衣节”，谚云“十月一，送寒衣”，人们在这天祭扫烧献，为逝去的亲人送上过冬的寒衣。第二天，农历十月初二，是公历11月19日——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的忌日。
《沈从文年谱长编》1933年11月19日条下记载：出席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到会者有胡适、金岳霖、杨振声、陈雪屏、梁思成、林徽因、盛成、袁同礼等人。
这两个日子紧紧相邻——18日送寒衣，19日悼志摩。再加上农历十月初二恰好是林徽因信中的那个“初二”，将一封信与一个英年早逝的诗人联系起来，似乎有着天然的合理性。笔者最初也曾顺着这一思路推测：11月18日送寒衣的悲绪尚未散去，19日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一同参加了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第二天便给沈从文写信，倾诉“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
多么凄美的叙事。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推论，却有着无法绕过的障碍：梁思成已经返回北平，而非“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萧乾反复强调见面是在“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若依19日（周日）写信之说，则见面最早只能在11月25日（周六）。而且，若梁思成11月19日才返平，也与营造学社正定考察的行程冲突。
不如回到林徽因的行踪上去寻找答案。1933年11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与助手莫宗江正在河北正定进行第二次古建筑调查。梁思成在《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中自述此行“留定旬日”——大约10天。营造学社成员罗哲文留下的回忆文字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11月2日，正定考察结束，林徽因独自返回北平，梁思成与莫宗江则转赴赵县调查赵州桥。
11月2日，林徽因从正定风尘仆仆地回到北总布胡同3号，面对的是积压了旬日的营造学社图纸、待复的书信，以及一个没有女主人的家，“忙乱成一堆”——哪有什么诗意，不过是任何一个出差归来的妻子都会有的感触。
二
林徽因与沈从文的交谊毋庸赘言，而沈从文与萧乾的相识，则须从沈从文的住处说起。
沈从文与萧乾早在1931年便已结识。那时萧乾还在辅仁大学读书，经国文课教师杨振声介绍，到杨宅采访了正在北平的沈从文。1933年8月，萧乾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沈从文得知消息后，于8月9日给萧乾写了一封信：
秉乾弟：见某日报上，载有燕大编级生一个你的名字，猜想你到了北平。我已从青岛跑来北平，目前住西城西斜街55号甲杨先生家里，想出城来找你，可一时不能出城。你看有事进了城，爱依然骑你那自行车到处跑，高兴跑到我住处玩玩，我大多数总在家中。晚上不便回校可住在我住处。很念你。
字里行间，满是兄长对弟弟的惦念。此时沈从文正借住在西斜街杨振声家，尚未搬入达子营——那是他与张兆和9月9日结婚以后的事。
10月22日，沈从文再次致信萧乾，告知《蚕》等3篇文章已收到，请他放心。然后是沈从文11月3日致信萧乾：“礼拜天若无事不妨邀高小姐到我家吃午饭，也不特别约你们，不预备菜，假若恰好进城，碰到要吃饭时就来吃，便妙极了。”
萧乾赴约的时间，当在11月5日——那周的星期天。这次见面，或许是对这个年轻人的才华更加赏识，或许是应萧乾当面提出的请求，沈从文决意引荐萧乾给林徽因。
接下来的问题是：沈从文向林徽因推荐萧乾的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最可能的时点，11月6日（星期一）或11月5日当晚，沈从文提笔给林徽因写信，推荐萧乾，并提议带他登门拜访（“太太的客厅”的聚谈一般安排在周六下午）。
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萧乾当天并未见到沈从文（《沈从文年谱长编》未载11月5日萧乾到访），但沈从文在此日前后收到萧乾回复，决意引荐。无论哪一种情况，11月6日前后沈从文致信林徽因推荐萧乾，都不会有太大出入。
在1933年的北平城内，一封信当天可送达。11月6日或最迟7日，林徽因便收到了沈从文的信。
三
林徽因收到沈从文来信后，当即写回信。她的回信时间，可以大致推定在11月6日至8日之间，尤以7日为最大可能。理由如下：
信中，林徽因对沈从文提议的“礼拜五下午”给出了确认，随即追加了一个选项：“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两句话都是对未来见面时间的从容安排。由此可知，林徽因写信时，离她所说的“礼拜五”（11月10日）还有余裕。
从另一个方向推算，林徽因最早可能在哪一天写信？沈从文的来信最早于11月6日送抵北总布胡同。林徽因很可能当天便拆阅并立即复信，因此11月6日是有可能的。但考虑到回信措辞的从容与周到，11月7日（星期二）最符合整封信的语气节奏。11月8日（星期三）作为最晚时限，仍可为沈从文留出充裕时间通知萧乾。在这个弹性空间内，我认为11月7日的可能性最大。
这一时间框架，恰处于11月2日至19日之间的中间地带。笔者在放弃19日之说后，也曾尝试将见面推至11月4日——若林徽因2日返平、3日便写回信，约在4日（当月第一个星期六）见面，似乎合乎“月初”的说法。但这一设想，很快便被沈从文11月3日致萧乾信的发现所动摇。
1933年11月共有4个星期六：4日、11日、18日和25日。4日在时间上无法成立（沈从文11月5日才见到萧乾）；18日，《秋天，这秋天》已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而林徽因在信中说这首诗“日后呈正”，此时诗尚处于未完成、未发表的状态。25日之不成立前文已述及。逐一排除之后，剩下的只有11月11日。
现在，我们重读林徽因原信中的三重时间标记，看这一时间框架是否能将一切说通。
第一重：梁思成归期。“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梁思成此时正在河北赵县测绘赵州桥——赵县距平汉铁路不远，从那里乘骡车到火车站，再沿铁路北上。
第二重：“你说的是否礼拜五？”或许是对沈从文来信中提及的日期有疑问——比如沈从文原意是周六下午，而写了10日（周五）这个时间——林徽因在回信中确认“是否礼拜五”，并追加了“星六早上”。
第三重：“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诗是《秋天，这秋天》，发表于11月1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此诗与徐志摩的关联，学界早有明确共识——诗中“秋天”的拟人化处理，“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等句对徐志摩生前理想幻灭的沉痛回应，以及全诗末尾“这秋，这夜，这惨的变换”的悼亡语境，被公认是林徽因为纪念徐志摩逝世两周年而作。梁从诫编《林徽因集》收录此诗时亦确认了这层创作本意。如果信是11月6日至8日之间写的，那么“昨天哭出”便是11月5日至7日之间的某一天——离徐志摩两周年忌日不到两周。此时林徽因含泪写下初稿，尚未定稿，故说“日后呈正”——等她改好之后再请沈从文看。从初稿到11月18日发表，中间有十来天的修改和投稿周期，对当时的报纸副刊来说，这个时间从容而合理。
三重时间密码，都指向同一个日期框架：信写于11月6日至8日之间（尤以7日可能性最大），见面在11月11日（周六）。
四
林徽因在信中给出了两个选项——“礼拜五下午”或“星六早上”。沈从文收到回信后，考虑到萧乾从西郊进城需要大约两小时，择定星期六登门。但萧乾的回忆却说是“星期六的下午”。林徽因信中的“早上”和萧乾记忆中的“下午”，究竟哪个对？
我认为，答案藏在燕园到东城的距离里。
萧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手稿题目为《忆才女林徽因》）中详细记述了那天的路程：“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
“斜穿过大钟寺”——这条路线，只有亲自从燕园骑车进过城的人才说得出来。出燕园、过海淀镇、穿大钟寺、沿高梁河斜插入西直门，再朝东南方向骑行抵达西城达子营沈从文家。当萧乾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沈家门前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个小时。沈从文再带着萧乾一起出门，在当天下午跨进了北总布胡同3号那扇著名的院门。
林徽因信中“星期六早上”的提议，原是为了提供更大的灵活度；而沈从文在实际安排时，考虑到学生骑车的现实，最终选定了下午。两条线索之间并没有冲突，只是提议与实施之间的自然调整。
五
萧乾进得门去，眼前的景象与他的想象判然有别。
他之前已听说林徽因的肺病相当重，以为她一定是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待客。然而那天林徽因穿的却是一套骑马装。她对萧乾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然后她“话讲得又多又快又兴奋。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连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岳霖两位也只是坐在沙发上边吧嗒着烟斗，边点头赞赏”。
这段话里藏着一个重要的时间线索：梁思成在座。但按照林徽因信中所说，“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梁思成当天傍晚（事实也可能是当天早些时候）才从赵县回家。合理的解释是，在半个多世纪后回忆时，萧乾将当天进门时已在座的金岳霖等人与傍晚时分推门回家的梁思成本人混淆在了一起。正因为那天梁思成果然回到了家，萧乾确实见到了他，所以梁思成“在座”才成为回忆中抹不去的一个印象。傍晚时分，梁思成刚结束了对赵州桥近10天的详细测绘，沿平汉线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家门。
萧乾晚年反复忆及这次见面，语气里充满感恩。从那以后，萧乾成为“太太的客厅”的常客，在林徽因和沈从文的引导下进入京派作家圈，1935年毕业后接编《大公报·文艺副刊》，度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
徐志摩逝世后，林徽因的创作几乎停顿，直到1933年才打破了沉默。廖钟庆在考论中指出：“这样一直持续到1933年年初，她才陆续写出《中夜钟声》（3月份）、《微光》（9月份）和在11月中旬写出哀悼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的《秋天，这秋天》。……《秋天，这秋天》写出来之后，她的诗歌基调已然确立，同时她也重新找回那失去了的创作原动力。这原动力便是建立在对徐志摩的种种回忆上。”在那样一个阴郁的季节里，林徽因一面含泪写诗，一面仍主持着“太太的客厅”，将一位刚起步的文学青年热情地迎进北平的文艺圈——这两副面孔放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林徽因。
六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沈从文年谱长编》此处的记载做一考辨。
查阅该年谱1933年11月部分，有3个信息值得关注。其一，11月11日条下记有：“下午，李健吾及新婚的妻子、姚蓬子、张宗和来访。”其二，11月19日条下记有：“出席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到会者包括胡适、金岳霖、杨振声、陈雪屏、梁思成、林徽因、盛成、袁同礼等人。”其三，11月下旬条下记有：“林徽因致信沈从文，邀请萧乾到家里一晤。”
11月19日的纪念会记载，恰好印证了笔者最初的推测：林徽因和梁思成确实一同出席了这场纪念活动。但此次活动并不能作为返平日期的证据——在此之前，林徽因已从正定返回北平多日了。纪念会不过是她在11月参加的一场例行活动，而非触发她写信给沈从文的那件事。
再看11月11日条下的来访记载。沈从文与李健吾的交谊可以为此提供旁证。1933年9月9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后，文艺界友人常到达子营沈家聚会，林徽因和梁思成也来沈家聊天。李健吾与尤淑芬于1933年10月31日结婚。年谱于11月11日条下记李健吾携新婚妻子到访，系根据《张宗和日记》所载，“午后到公寓找四姐，三姐、沈先生都在，他们准备外出。”“再到三姐家，说我明天一定要到天津去。他家的客很多，有姚蓬子、李健吾和他新婚的太太。”
那么，11日下午的友人来访，是否会影响沈从文带萧乾去见林徽因的时间安排？应当不会。当天下午，李健吾等人到达子营沈家聚会。彼时巴金正借住在沈家书房里——9月沈从文结婚后，巴金从上海来北平，便在达子营沈家住下，一住就是“两三个月”，白天写文章看书，晚上与沈从文谈文学、谈创作，沈从文虽为编务和写作忙碌不堪，总抽空陪他。
根据张宗和日记，“准备外出”的沈从文下午不在家，是可能的。而“三姐”要在家接待客人，没有“外出”。所以推测起来，很可能是沈从文仍按原定计划与萧乾同往北总布胡同。
顺便提及，这封信由巴金先生捐赠，而非出自林徽因或沈从文的家藏。个中因缘，或可追溯至1933年11月巴金在达子营沈家做“食客”的这段岁月。沈从文此时正在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书桌上堆满了各方友人和作者来信。当林徽因的信送达之际，巴金正住在沈家书房里——这封信或许就是此时获得，在此后数十年战乱与迁播中静静留存。中国现代文学馆成立前后，巴金将现代文学资料分12批捐赠，这封信才连同他的其他珍藏，安放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至于《沈从文年谱长编》将林徽因约见萧乾一事系于“11月下旬”，与萧乾本人反复强调的“11月初”相距甚远。从情理推之，年谱编者当是根据林徽因信中“初二”所作的推断，笔者在考证之初也曾落入同样的思维轨道。笔者对《沈从文年谱长编》记载的考辨，旨在以史料互证的方式推进相关研究，非敢苛责前贤。
梁从诫编《林徽因集》将此信编入“1933年11月中旬致沈从文”，本文的结论可视为对这一时间的精确化：不是笼统的“中旬”，而是具体可考的11月6日至8日之间（尤以7日为最大可能）。11月7日写信、11日拜访，在“月初”与“中旬”的边界地带，既有别于萧乾记忆中那个“月初”的周六，又比年谱的“下旬”之说大大提前。3种旧有定位的分歧，在新结论中得到了统一。
七
现在可以将1933年11月的事件链，按日期精确地还原出来了：
11月1日，星期三，萧乾《蚕》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11月2日，星期四，林徽因从正定返平；梁思成与莫宗江赴赵县。11月3日，星期五，沈从文致信萧乾，约周末来家——这是整条证据链最坚硬的时间锚点。11月5日，星期日，萧乾赴达子营沈家（或在此前后与沈从文通信），沈从文决意引荐。11月6日，沈从文致信林徽因，推荐萧乾，提议周五（10日）或周六（11日）登门——可能本意是周六，但时间表述为10日。11月6日至8日之间，林徽因写回信确认是否为“礼拜五下午”，追加“星六早上”；告知“昨天哭出”的诗作初稿“日后呈正”；告知梁思成“星六晚上可以到家”。11月8日至10日，沈从文与萧乾约定周六下午同去。11月11日，星期六，下午李健吾及新婚妻子、姚蓬子、张宗和到访子营沈家，巴金此时亦借住沈家；萧乾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沈从文带他跨进北总布胡同“太太的客厅”；傍晚（或当天稍早时候），梁思成自平汉线到家。11月18日，星期六，《秋天，这秋天》正式发表。11月19日，星期日，徐志摩逝世两周年纪念会，沈从文和林徽因都出席。
一封信的日期之谜，至此可以定谳。《沈从文年谱长编》所记“11月下旬”，可据此修正为11月6日至8日间（尤以7日为最大可能），到林徽因家可从“11月25日”改为“11月11日”；梁从诫编《林徽因集》的笼统“中旬”说，亦可据此精确化。
真正的密码，从一开始就被那位写信人亲手埋在了字里行间。所谓“初二”，是她熟悉的农历记日习惯之下公历11月2日的同义表达；所谓“星六”，是唯一成立的焦点——11月11日；所谓“日后呈正”，是一个诗人对未完成作品的郑重承诺。而当这封信中“消化不了”的那个11月终于到来——18日送寒衣，19日悼志摩——她在那首诗中写下的“这秋，这夜，这惨的变换”，与十多天前信纸上落下的“只想哭”，原是同一件事的两种笔调。
当我做完如上梳理后重读这封信，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情感升起来。这的确是一个艰难的11月。但在这个艰难的11月里，也发生了那样好的一件事——一位年轻的作者带着羞怯和激动跨进了“太太的客厅”，他后来回忆起那一天，说它像在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一鞭。一个人含着眼泪写诗，另一个人蹬上脚踏车穿过金黄色的北平秋天去赴一个一生难忘的约——这两种姿态，都是文学中最动人的东西。
（作者：王军，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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